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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地方财税部门人士告诉记者，各地财税部门操作个税返还的一般做法是：当属于地方分享的40%的个税上缴地方财政之后，“税率没有变，该怎么算还怎么算，比如个税上缴地方的部分是一万元，需要开一张税票，再开一张财政退库票，开成八九千元，这样返还给纳税人的钱就是八千或者九千元。中间就绕了一个圈子，多开了几张票，个税返还就完成了。这好像是合规的。但对于税务局来说，税收收入由财政退库后总额减少，涉及财政、税务两家计划完成问题。即使此条可协调解决，还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违反财政法规等违规的嫌疑。另外，还有票证填开违规问题。”

>>地方文件中用个税减免、奖励等说法不规范对于个人所得税，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是中央得60%，地方政府得40%。因此，当个人所得税征收上来以后，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会把地方的个税收入部分或全部返还给纳税人。然而，就是这种减征、免征和缓征的做法，引发争论。

“企业规模大了最大的风险，我觉得来自创始人。京东在战略上由我独裁，我们的战略能不能及时到位，或者说战略错误都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风险。”在随后的多年里，刘强东无数次尝试改变：改变自己的性格、赴美游学给管理层放权、引入职业经理人，但他从来没有成功。

刘强东则还清大学毕业时欠下的债务，用剩下的两万块钱押注创业。他未料想到，驾驶京东这艘小船汇入了时代的汪洋，日后击沉百舸，成为市值千亿元的巨轮。第一段开餐馆的创业经历虽然以失败告终，却给刘强东上了企业管理的第一课：创始人必须牢握企业的控制权。他后来曾讲到：“一个创业型企业，如果丧失了控制权，那还不如把它卖掉。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失去了对京东的控制权，那我会直接把它卖掉，彻底退出，拿钱走人。这是我从京东一开始成立就定下来的底线。”

张维平还知道，他可能并不是梅姨唯一的“货源”。他回忆，2005年左右，“梅姨”曾告诉他，他的贵州老乡，一个叫“阿华”的人，也通过她卖掉了一个小孩。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6年初。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据了解，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7月15日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开展飞行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